关公，是中华民族忠义精神的文化象征和精神符号。
自宋元明清以来，历代王朝都把推崇、倡导关公忠义精神，作为教化民众、鼓舞人心、凝聚百姓、护国安民、抗击侵略、富商兴农、维持安定的重要治国法器。
关公忠义精神，是一个集体、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、一个社会凝聚力、向心力、精神力的集中体现。
凡一个民族的兴盛崛起，必然伴随着民族精神的兴盛崛起；凡一个民族的颓废衰落，必然伴随着民族精神的颓废衰落。
关公忠义精神的本质，是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，是中华民族历经1800多年，在一次次地烽火硝烟、内忧外患中，发展形成的民族性格。
什么是忠？《说文》上说：“忠，敬也，尽心曰忠”。忠，由心而发，尽心尽责，不懈努力，具有强烈的责任和担当意识，这种德行才能称为“忠”。
东汉大儒马融有感于世间只流传孔子所写的《孝经》，而独缺《忠经》，因而系统总结春秋至东汉以来的忠德观念，作成《忠经》，使得忠孝的德行得以广济天下，“忠不可废于国，孝不可弛于家”，家国一体，忠孝两全。
《忠经》说，忠是天地间的至理至德，天地人之所覆载，莫大乎忠。忠能固君臣，安社稷，感天地，动鬼神，而况于人乎？善莫大于忠，恶莫大于不忠。
君子尽忠，是尽其心；小人尽忠，是尽其力。忠的核心在于“一其心”，无论外部环境发生什么变化，都会谨守初心，矢志不移。
《忠经》之成书时间，与关公的出生时间大体相近。所以关公也是《忠经》问世后，第一批也是最重要的“忠”的道德践行者。关公忠心耿耿的人格操守，为忠的思想传播无疑做了最佳诠释。
什么是义？孔子在《礼记·中庸》说：“义者，宜也。”宜即适宜，即应不应该。君子有所为，有所不为，这就是义的本质属性。东汉大儒董仲舒说：“义者，治我。”义是用来节制自己，并推己及人的道德基础。
义有三宜，一是道之宜，二是事之宜，三是理之宜。道之宜，是要求人行天地间，要遵循天道、遵循天地自然法则；事之宜，是要求人在社会中，立身行事要讲规矩、讲道义；理之宜，是要求人在生活中，日常行为要合乎义理，合乎道德。
“义”是一切道德的根基，也是关公精神具有普适性价值观的核心属性。关公的义，是春秋大义，也是全方位的义，其外延就包括忠义、仁义、礼义、节义、勇义、信义、侠义、公义、正义、道义等传统道德文化内涵。
关公忠义精神，是关公信仰和崇拜中最受百姓爱戴、推崇、效仿的首要精神闪光点。
明代刑部尚书顾璘在为明武宗敕修燕子矶关庙所作《庙记》中说：“天下之同尊曰义，人之大节曰忠。唯义通乎四海，唯忠贯乎百世”。
由此可见，关公忠义精神，可超越时空、地域、阶层的界限，放诸四海而皆准，传承百世而通行。在战争年代，关公忠义精神，是盾牌、是堡垒，是大刀、是长矛；在和平年代，关公忠义精神，是品质、是声誉，是情操、是脊梁。
站在新时代的风口浪尖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，网络资讯光怪陆离，道德滑坡、诚信失范、信仰迷失，传统文明黯淡失色，外族列强虎视眈眈，当此之时，关公忠义精神就如巍峨耸立的参天巨擘，支撑中华民族精神屹立不倒。
关公忠义精神团结着海内外华人社会的万众一心，凝聚着华人同胞同心同德的共同价值追求。
新的时代赋予了关公忠义精神的新的文化内涵，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中，兢兢业业、恪尽职守，就是忠义；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，清清白白、至诚奉公，就是忠义；在不同的人际交往中，正直坦诚、勇于担当，就是忠义。
传承、弘扬关公忠义精神，不在语言、不在包装、不在形式，而在内心、在行动、在知行合一。
古人把不懈于心，尽心任事，谓之忠义；今天的我们，更需要精诚团结、尽心竭智，把关公忠义精神坚定不移地传承、弘扬下去，为践行桃园结义“上报国家、下安黎庶”的宏伟誓愿，前赴后继地拿下接力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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